陈政：黔东革命根据地开辟创建与发展的时代意义

　　

　　黔东革命根据地开辟创建与发展的时代意义
 

　　陈   政
 

　　建立和发展中国农村革命根据地，在农村革命根据地积蓄和发展革命力量，最后夺取全国胜利，这是毛泽东同志关于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战略思想。开辟黔东革命根据地就是这一重要的战略思想在不同的革命历史阶段的具体体现和具有不同的特点。
 

 

　　一、黔东革命根据地创建的历史条件
 

　　开辟黔东革命根据地的主力是贺龙领导的红三军，以毛泽东同志的“工农武装割据”思想为理论指导原则，有创建湘鄂西苏区的丰富实践经验和丧失根据地的痛苦教训，还有广大指战员重新开辟新苏区的迫切愿望。这就从理论上和主观上具备了创建黔东革命根据地的基本条件。

　　创建黔东革命根据地的客观条件，主要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

　　1.黔东各族人民有着反抗封建势力的光荣传统。在红军入黔的前两年，德江，印江、沿河、务川等地“神兵”斗争如火如荼。当“神兵”知道红三军进入沿河的消息后，立即派出代表冉少波去迎接红军。事实说明，黔东各族人民有强烈的革命要求。

　　2.黔东地处贵州高原，武陵山横贯其中，西有乌江天险，东有梵净山为屏障，适合游击作战。

　　3.由于黔东地区与川、湘、鄂三省毗连，敌人在这一地区兵力比较薄弱。而自1934年4月湘鄂西中央分局召开“十字路会议”，决定建立“鄂川边新苏区”的决议，红三军在鄂川边活动时期，三省敌人力量，特别是川敌的力量迅速加强。从而增加了红三军在这一地区活动和建立苏区的困难。因此，当红军在黔江、酉阳受到川军袭击后，从彭水迅速转移贵州，建立黔东革命根据地，是具有客观必然性的。
 

 

　　二、黔东革命根据地的内涵及其特点
 

　　黔东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34年5月上旬至7月中旬，为初创时期;第二阶段，从1934年7月中旬至9月中旬，为形成和发展时期;第三阶段，从1934年9月中旬至12月为从巩固到丧失时期。黔东革命根据地能够在短短的8个月时间建立、形成和发展，有其自身丰富的内涵和特点。

　　1.组织工农武装。1934年6月19日，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在沿河县枫香溪(现属德江县)召开会议，作出了“在印江、沿河发展苏维埃运动”[1]的决议。会后，红三军收编了以冉少波为首的黔东“神兵”武装为黔东纵队。黔东“神兵”是一支重要力量。早在枫香溪会议召开之前，贺龙在印江的刀坝接见了“神兵”代表冉少波。湘鄂西分局认为：黔东“神兵”是一种农民斗争的原始形式。“我们的策略，首先是接近他们，接近他们以后，主要以土地革命的口号和土地革命的斗争来争取下层群众。同时，我们在群众中直接的单独的组织农民的团体”。[2]1934年6月16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湘鄂川黔边革命军事委员会在印江沙子坡召开“神兵”大会，发布了“告神坛书”。几天后，就将前来枫香溪投奔红军的“神兵”改编为黔东纵队，任命冉少波为司令，熊仲卿为政委，直属红三军军部领导，胜利地实现了红军与黔东“神兵”的革命联合。黔东纵队对创建黔东革命根据地所发挥的作用，充分证明了湘鄂西分局对黔东“神兵”实行的政策和策略是正确的。与此同时，经过红军广泛发动群众，在普遍建立游击队的基础上，先后组建了沿河、印江，德江、黔东和川黔边5个独立团。9月底，将黔东纵队和5个独立团合编为黔东独立师，师长贺炳炎，政委熊仲卿，副师长冉少波。黔东独立师的建立，标志着黔东苏区的游击武装向正规红军迈进了一大步。

　　2.建立苏维埃政权。工农政权建立与否，是衡量一个革命根据地的主要标志。为了建立黔东苏区的各级政权，湘鄂川黔边革命军事委员会从红三军抽调了100多名干部组成干部大队，经过培训后分赴各地开展建政工作。根据黔东地区的特点，从实际出发，直接组织农民小组，每10个公民推举代表1人，每乡有3个总代表，由这3个总代表组成乡苏维埃政府。在建立了枫香溪等14个区革命委员会和一批乡苏维埃政府的基础上，1934年7月21日召开了黔东特区第一次工农兵苏维埃代表大会。大会选举了贺龙、关向应等80名委员、32名常务委员组成黔东特区革命委员会。黔东特区革命委员会的诞生，标志着黔东革命根据地的形成。9月，苏区发展到17个区革命委员会和100多个乡苏维埃。一个拥有沿河、印江，德江、松枫、酉阳5县地域，纵横200余里、人口10万以上的红色苏区屹立在云贵高原之上。
 

 

　　3.建立党、群组织。在黔东苏区的创建过程中，红三军的党组织和政治机关开始恢复。建立了军党务委员会、军政治部和团以上党政机关。与此同时，在苏区内秘密发展了一批党团员，建立了中共黔东特区工作委员会和团的工作委员会，党团基层组织已部分建立和正积极筹建。大多数的乡建立了雇农工会、贫农团，少先队和农妇代表会的工作也亦开始。10月，中共黔东特委建立，书记段苏权。由于湘鄂西分局领导人“左”的错误开始受到批判，“左”的影响在红三军中尚未完全消除，苏区党的组织发展比较迟缓，党的工作比较薄弱。尽管如此，黔东苏区的党组织，仍发挥了核心领导作用。
 

　　4.开展土地革命。黔东苏区地处高原，土地贫瘠，在封建土地制度的桎梏下，绝大部分土地为封建地主豪绅占有。以川黔边的南腰界为例，这里有土地12580亩，贫农、中农仅占总面积的8.5%。除极少数自耕农外，大多数为赤贫或雇农，常年靠租佃地主土地耕种。广大农民生活极其贫困，有着改变土地制度和得到土地的强烈要求。在土地革命中，各区乡政府，根据特区代表大会通过的《没收和分配土地条例》文件和各地不同情况，分别制订了相应实施细则。据不完全统计，在73个乡苏维埃所属范围内进行了土地革命，近10万人参加运动，打士豪463户，66个乡分配了土地，平均每人分田5挑(约合一亩)以上的56个乡，不足5挑的仅8个乡。南腰界区的4个乡只插了牌，未分田。为了彻底分配土地，黔东苏区还开展了第二次查田运动。实行的结果，又查出地主隐瞩分散的大量土地，进行再分配，从而增加了每个农民所分得的土地。如沿河县白石溪乡第一次每人分得5挑零5升，经过2次查田，每人达到了6挑。第二次查田运动取得了显著效果。与此同时，苏区部分区域的工人也增加了工资。如淇滩镇的挑水工人，每挑水由50文增至100文;刀坝的手艺工人，每天由800文增加到1200文。零工由300文增加到600文，工资提高了一倍。黔东苏区的土地革命，由于受到“左”倾错误的影响，仍然执行了“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政策。同时，因苏区创建的时间短，群众基础比较差，还存在很多薄弱环节。尽管如此，黔东苏区大部分地区都先后不同程度地改变了封建土地所有制，使无地和少地的农民获得了土地，极大地激发了他们的革命和生产热情。
 

 

　　5.苗族政策的制订和实施。黔东地区是一个多民族的杂居地区。这里居住着汉、苗、土家、侗、仡佬等29种民族。为了反抗封建统治者的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争取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黔东各族人民前仆后继，千百年来奋斗不息。在黔东苏区创建过程中，湘鄂西中央分局和贺龙等十分重视民族工作。分局决议“要求党用最大力量去建立苗族中的工作。”黔东特区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苗族问题决议》。在这些方针政策指导下，红三军指战员深入苗族地区向苗族人民广泛宣传党的民族政策，书写“中国红军保护苗家工农群众!”等大幅标语，组建苗胞游击队，帮助建立民族乡苏维埃，使党的民族政策逐渐深入人心，为广大苗民所拥护。各族青年拥跃参加红军，各族人民为黔东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作出了重大贡献。

　　6.反“围剿”斗争的胜利。为了巩固和扩大黔东苏区，红三军在黔东纵队和游击武装的配合下，进行了沿河淇滩、印江木黄、秀山倒马坎等战斗，基本上肃清了苏区内部“白点”，根据地得到巩固，游击区逐渐扩大。川湘黔敌军投入10多个团的兵力，向苏区进行“围剿”。黔东特区革命委员会立即召开各区、乡苏维埃联席会议，形成《关于夺取革命战争胜利的决议》。在湘鄂西中央分局的统一部署和集中红军主力，避实就虚，外线作战，逐个消灭敌人的战略方针指引下，苏区军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木黄一战，消灭了黔军有生力量。接着在沿河谯家铺、印江沙子坡、沿河黑水等地击溃了敌军的多次进攻，从而取得了反“围剿”斗争的胜利。在此基础上，黔东苏区军民用实际行动迎来了红六军团与红三军的胜利会师。会师后，成立的中共黔东特委，独立师在黔东苏区又坚持了两个多月的斗争。[3]
 

 

　　三、黔东革命根据地创建的时代意义
 

　　黔东革命根据地，是在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处于不利的情况下为了壮大革命力量，红三军和黔东各族人民团结战斗，经过艰苦努力建立起来的。它是全国“工农武装割据”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有其重要的历史地位和作用。

　　1.保存和发展了革命力量。红三军自1932年10月退出洪湖苏区以来，由于失去了根据地的依托，长期处于游击状态，伤病员无法安置，人员得不到补充，部队得不到休整，给养也很困难。“经过长期转战后，开辟了黔东革命根据地。”有了黔东苏区,红三军才有了一个休养生息的地方，吸收了1000多名新战士，壮大了队伍，战斗力也有了很大增强。同时，由于党团组织的恢复，政治工作的重建，这都是红三军重大的正确的转变。

　　2.为红二、红六军团会师创造了条件。红六军团自接受中央电令突围西征后，在任弼时、肖克、王震等率领下，经过两个多月的艰苦转战，进入贵州，极力想与红三军取得联络。在石阡甘溪突然与湘桂黔敌军遭遇，部队被切成数段，虽分别冲出了重围，但处境十分困难。在这种情况下，红六军团各部能有目标地向黔东苏区进发;贺龙、关向应等率红三军主力南下接应，黔东苏区各族人民积极筹备粮草迎接，终于实现了两军的胜利会师，使红六军团会师后得到一个落脚点。如果没有黔东苏区，红六军团的处境是不可想象的。会师后，两军形成了一个战略突击单位，壮大了革命武装力量，在中央红军处于退却和战略转移的情势下，相机发动了湘西攻势，牵制了敌军很大一部分兵力，从而策应了中央红军向贵州前进，孕育了红二方面军的诞生，并胜利地完成长征。
 

 

　　3.为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形成奠定了基础。湘鄂西中央分局会议提出创造湘鄂川黔边新苏区的口号，由于未具备条件而没有实现。湘鄂西中央分局枫香溪会议重新作出开辟黔东苏区的重大决策，终于创建了黔东革命根据地。有了黔东根据地，才有了重新提出和实现建立湘鄂川黔苏区的条件，才有了形成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坚固基础。而且，黔东苏区的革命和建设，红二、红六军团会师黔东，黔东特委和独立师的坚持黔东苏区斗争，都为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4.锻炼了黔东人民，播下了革命火种。在黔东苏区的创建过程中，黔东各族人民为建设和保卫红色政权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红军撤离以后，黔东各族人民为反抗国民党的残酷镇压作出了重大牺牲。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在党的南方局和贵州省工委的领导下，黔东地区又相继成立了党的地下组织和游击武装，黔东各族人民发扬红军革命精神，前仆后继，为黔东的解放谱写了新的历史篇章。[4]

 

　　四、对黔东革命根据地讨论
 

　　建国以来，黔东革命根据地史研究的不同观点，对黔东革命根据地的归属问题，大致有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是一块独立完整的革命根据地。第二种观点认为属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的范畴。第三种观点认为是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一部分。

　　1.黔东苏区属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的范畴问题，是建国以来早期党史研究中比较普遍的一种认识。《湘鄂西苏区历史简编》《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简编》《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战史》《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中“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的注释，以及《关于湘鄂西苏区的三个问题》等史稿和研究文章有论述 ：黔东苏区和湘鄂西革命根据地都是由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领导、红三军(即红二军团)创建起来的。从时间概念上讲是从1928年周逸群、贺龙受党中央的派遣开辟洪湖根据地和湘鄂边根据地，发展形成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到1934年10月红二、红六军团会师黔东苏区为止，为湘鄂西时期。从地域来看，黔东苏区虽然不属湘鄂两省，但是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历史的延伸。[5]

　　2.黔东革命根据地是湘鄂川黔根据地的一部分，是1982年开展对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史资料征集研究以来提出的问题。主要是《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史稿》《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史研究综述》《关于湘鄂川黔根据地的几个问题》等文章：“1.黔东特区是在湘鄂西中央分局会议上提出的放弃湘鄂边苏区，创造湘鄂川黔新苏区的策略思想指导下开辟的，而且黔东特区革命委员会是在湘鄂川黔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帮助下建立起来的。2.湘鄂川黔省委的成立，标志着湘鄂西中央分局的历史任务已经结束，但两者之间是有历史联系的。湘鄂西中央分局的成员贺龙、关向应等，不仅是湘鄂川黔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成员，而且还是湘鄂川黔根据地党、政、军的领导成员，而红三军即是后来的红二军团。3.黔东特区不仅是红二、红六军团会师的落脚点，同时又是进一步形成、发展、巩固湘鄂川黔根据地的出发点，或者说黔东特区的建立为创建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拉开了序幕。4.当红二、红六军团于1934年10月下旬进军湘西北之后，留下黔东独立师在原苏区坚持斗争，成立了党的黔东特委，均属湘鄂川黔省委和红二、红六军团领导。”[6]“黔东苏区的建立和巩固，为湘鄂川黔边新根据地的形成打下了基础”，因此，“黔东苏区是湘鄂川黔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湘鄂川黔边新根据地是黔东苏区的发展。”[7]
 

 

　　3.黔东根据地是一块独立完整的革命根据地的观点，是自1985年以来最新研究成果。《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本)《中国共产党历史大辞典》《黔东革命根据地》《黔东革命根据地史研究综述》等论著，持这一观点的依据是：(1)1933年12月的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会议，提出放弃恢复湘鄂边苏区，创造湘鄂川黔边新苏区的口号，虽然结束了湘鄂西的历史，但是，红三军经过几个月的努力，创造湘鄂川黔根据地终没实现。于是这一口号被放弃了。(2)1934年4月的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十字路会议，又作出了在鄂川边发展苏维埃运动的决议。由于红三军在川东受到川军的进逼，不能立足。发展鄂川边苏维埃运动的决议未付诸实施。(3)1934年6月19日的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枫香溪会议，再次提出在(贵州)“印江、沿河发展苏维埃运动”，于是，创造黔东革命根据地才得以实现。(4)是介于湘鄂西和湘鄂川黔根据地之间的一个特定时期和地域建立的一块独立完整的革命根据地。(直到黔东根据地建立后的1934年8月，分局又才提出恢复湘鄂边、恢复洪湖的工作，建立湘鄂川黔苏区的决议)。(5)1934年10月24日，红二、红六军团会师后“共同开创了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8]这时，黔东革命根据地虽为该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它仍不失黔东革命根据地的实体，是黔东根据地的继续和发展。(6)黔东革命根据地本身的历史，大量的文献资料和根据地主要创建人贺龙及廖汉生、肖克等的证实与评价，是最好的见证。[9]

　　黔东革命根据地,完全符合国务院关于划分革命老根据地，即第二次国内革命根据地的划定标准。

 

       (作者陈政，产业经济学博士，应用经济学博士后,博士研究生导师,贵州经济智库首席专家。 )
 

 

　　[1]马洪武主编.中国革命根据地史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10月.

　　[2]马洪武主编.中国革命根据地史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10月.

　　[3]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史研究综述.党史通讯，1984年第12期.

　　[4]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史研究综述.党史通讯，1984年第12期.

　　[5]中共铜仁地委党史研究.，黔东革命根据地史论，贵州人民出版1998年9月.

　　[6]中共铜仁地委党史研究室.黔东革命根据地史论，贵州人民出版1998年9月.

　　[7]戴柏汉.关于湘鄂川黔根据地的几个问题，湖南出版社,1993年版.

　　[8]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

　　[9]国务院.国发〔1979〕250号文件，指出：“曾经有党的组织，有革命武装，发动了群众，进行了打土豪、分田地、分粮食、牲畜等运动，主要是建立了工农政权并进行了武装斗争，坚持半年以上时间的。”